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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维纳斯断臂之谜（第2页）

这里“过去”成为拟人化的主词，或作为代词代表父辈，他带着“索引卡”——在时间中记载着的东西。是哪些东西？不得而知，但肯定要同所“托付”的“救赎”相关。联系前说，多是引起妒意的幸福的欠缺的“欠”。那么“索引卡”实际是一张“欠债单”，不“还清”是不能也不得“救赎”的。

“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我们”——当然是父债子还者，尘世期待着偿还。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我们”。看来，这个“我们”，既是欠债者，又是偿还者。如果，偿还稍稍多于欠负，“我们”也就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力量”。当然，这要看过去欠债多少来确认。此绝非易事。今天，六十年后，“历史唯物主义者”恐怕“知道”得几乎有点抬不起头了吧？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样或应该怎样面对“曾经的欠负”？

比如，我（或我们）曾经遭受的伤害与苦难，在我（或我们）身上沉积为怎样的“曾经”或“记忆”？而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与“曾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

是遗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致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现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谓升华为事业的助纣为虐的“成功”，是积聚强力意志的报复、复仇、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于拯救平和（福祉）中获得救赎？……

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种存在都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来承担起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而不再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

着重点是我加上的，为了突出萌萌被某些“短句”或“词语”抓住的痕迹，以及从中引申出的意义。它从萌萌的文字中流溢出来，思虑谁能掂量它的历史厚重。

萌萌曾经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中记述了早年的一次对话：

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萌萌的自然年龄和今天的年轻人，不过相距二十多年，可在实际承载的历史命运的感受上，它仿佛已经是早被“遗忘的救主”带走了的过去时代的久远的回声了。

有谁遭遇过这样的事实吗？

童年。父亲曾卓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此，萌萌五六岁就从“小公主”被突然抛入了颠覆家庭的政治旋涡之中，父母离异了，自己像野孩子样看着别人家窗口透射出的黄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不愿回到自己家那扇黑漆漆的大门。所以，她常说：“我是自己长大的。”

青少年。读初中正经历着“文革”，因思想激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北最偏僻最穷困的山区郧阳十一年（1969—1979），其中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八年。

八十年代。1979年通过考研回城，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欧洲文学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相对而言，此后十年是萌萌学术生涯最明亮的十年，受到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武汉、北京、上海三地的朋友极为热切的爱护。

九十年代伊始，远走海南，除了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还不得不花去相当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的孩子卷入了长达十三年的经济官司——如不挺身而出，像秋菊那样讨回公道，家庭不仅会倾家荡产，还会再度陷入牢狱之灾——终于赢得了至今不能兑现的一份观念价值，以致始终没有摆脱家计的拖累。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外甚至对自己相知不深的青年朋友极尽关怀，其慷慨解囊已经超出富有者都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后是作为一个卓越而完美的女性，自己在事业、学术、理想、年龄等方面所遭遇的破灭与持守的旷日持久的抗争——这是一种比政治的不自由还要折磨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自由。

总之，我们时代的风云没有不波及她的生活的，从程度上看，她都是被卷入到旋涡的中心：政治、经济、法律、大学文化、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与道德伦理、最后医疗等等。而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青年理想与古典情怀。

几乎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不管亲疏远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专属于她的特有的感觉——这感觉，或许是这个时代早已失去，或许是这个时代尚未到来的那种自古根植在人心中的崇高与优雅、死亡与爱的亲和感。

萌萌不属于时尚，就像她平常喜欢着装的“黑色”，波德莱尔说它是“属于永恒”的。她在《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1991）中已经隐伏着自己始终持守着的一种信念一种行为的回答。

上述图表出奇地应和了孔夫子“素以为绚兮”的诗教，它是我从萌萌如下经典的描述中勾勒出来的：

在晨祷的钟声里，在轻柔得像阳光、像穿过森林的风的歌唱中，索尔薇格不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爱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这纵深的黑暗。

当索尔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对黑暗里的培尔作出等待的承诺时，她承诺的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一个必须承担起培尔的全部丑恶、不洁和破碎，承担起人生的绕道而行的等待。正是这有所待又无可待的等待使她万劫不复地堕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证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完美；拒不证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诗意。她瞎了，像19世纪兴起的黑色晚礼服——人们佩戴死亡的记忆，相互默视那原来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现出多少夸张的真实。

我终于发现，是这黯淡、这黯淡中潜伏和遗忘的意向，使我悸动。这悸动持久而有力，它是宁静蕴涵而牵引的。

通常，我们太着迷于绚烂的色彩了。可我在滑过的遗忘中能驻足回首的，不是培尔的满世界寻找自我的绕道而行，而是在绕道而行的绚烂背后，我惊吓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如果不是性别，就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它们只有在自然人的立足点上自己去展示爱的缺陷与弥补、自己去在爱的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谁也不是谁的指望与尺度。只有女人站立为自然人，男人才不会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爱的化身。

女人瞎了。

——这就是女人终于公开了这个世界失去了的正是它获得的、审视这获得的黑暗的眼光。

这难道不是萌萌和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与其用它去象征或隐喻今天的世界，不如用它来照亮萌萌等待“瞎了”的眼睛。至少，读她文字的读者应该还她一份理解。

是啊，肩负两代人的苦难，面临几乎生死一样的选择——“是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还是从中截止下来承担起来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

正是上述思想的洗礼，使萌萌用自己的“做人为学的一致”，给父辈、给同代人、给学生交了一份超乎寻常的答卷。

三、经验转换“语言”

为了写《创伤记忆》，我对曾卓、巴金、刘小枫等人的记忆倾向指涉思想倾向的言行做了现象学的描述。写完小枫之后，我动过写《断裂的声音》“书评”的念头，还拟了一份细致的提纲：“思想脉络及其范畴表”。萌萌看了，笑着说：“别不好意思，我还不想要你写。这个我留下了，写‘情绪与语式’用得着。”

萌萌既不利用父辈平反后的优势发表自己的诗作，也不利用学界朋友的众势发表对己的评论，两者本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她连想一想都十分难为情地回避了甚至阻止了。她崇尚自然的生长——一如她的遭遇。她常说：“女人就是无意义，在女人是粗野的大自然自生自灭的奥秘的意义上。”（对不起，别字面地理解这句话，它其实也隐含着虚无化的力量。）

但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斥的是“技术性存在”，连沉重的肉身都可以技术化地装备起来，还有什么不可以技术化的呢？或许时代就是这样进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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