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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第3页）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听起来，它像是你在空旷中对上帝诅咒式的祈祷。

但是问题提得如此惊心动魄，回答却像是教科书一样的老生常谈：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袓。”

我想回到问题上去。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我只好接受苦难。”

“差别”，为什么就一定成了“苦难”？

比如，一个人，他有一个哥哥在海外，别人没有，这是一个正常的无所谓的“差别”。但在“文革”中，这叫“海外关系”，这个人会因此而打入牛棚，甚至关进监牢。“差别”就只好成了苦难。但“文革”后的今天，“海外关系”卷土重来，如日中天，可以出国留洋，可以引进外资，顿时身价百倍，“差别”又只好成了“幸福”。再过一段时间，这种差别可能又回到无所谓的正常状况。

“差别”还是那个“差别”，之所以一时“苦难”，一时“幸福”，全然是这个社会不成熟的势利与浅薄。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但不能因此说，“差别”必然导致“苦难”。

“两战”与“文革”之后，世界应该变得清醒一点了，许多差别就只是差别，不能等同于价值，更不能等同于苦难。即使仍然有某种偏见作祟，它决不是可以在差别——价值——苦难之间任意推论的必然根据。

人类自身有许多苦难就是直接建立在差别上的，从生理差别到阶级差别，一旦被社会的集团政治和集团道德所夸大、固置，差别就可直接变成苦难。因此，社会的开明，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或标志，那就是，将差别同价值剥离开来，减少或消除差别向苦难转化的价值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要特别敏锐地去发现那种在差别上建立价值的政治、道德习俗，乃至心理上随意性的价值判断，揭穿它的虚假——或无根据，或不过是某种实际功利的需要而已。

而不应该像黑格尔说的，“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例如，把差别定为价值造成苦难，或许是不对的，但历来如此，现实中常常如此，甚至人心的倾向也基本如此，等等。有什么办法，一种习惯力量不也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历来如此就对吗？鲁迅曾经这样问过，事实上许多顽固的“历来如此”都在剥落，尼采、福柯，都是促成这种剥落而开化的高手。根本没有“历来如此”就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这回事。

要防止差别向价值、向苦难转化，除了外部社会的开化外，还必须伴随差别自身的特性显示，以致显示到正常局限外的超常互补性。的确，从世俗的眼光看，上帝是不公平的，首先生理上的残缺作为一种差别已经在正常的界限以下了，如果正常人有选择的无限可能性，那么残缺人只有有限的选择性，而且是极有限的缺乏形式感的有限性，它天然地就被圈定在生活的负面上起步，而且在形式上永远走不到正常的地平线去。

但作为差别的精神气质可能是另一种模样，上帝要在这儿看到人建立平等的能力。既然人都有限，那就应该让一种有限性去映照另一种有限性的限度而心怀敬畏。

前些日子我在《焦点》第二期上读到一则报道，写的是“弱智的天才画家”罗铮的故事。许多专家看了他的画，留下这样的感慨：

“心音心色。”（吴冠中）

“看了罗铮的画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多余的东西太多了。”（崔健）

“在罗铮画前，我们才是弱智。”（刘德海）

“不可重复不能临摹，不看会遗憾终生。”（中央美院一应届毕业生）

罗铮的画大多和音乐相关。他生长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日常生活几乎只有两件东西相伴：爱与音乐。

他只知道爱，也不会恨人，也不会骂人。

他分不清十以内的数，却能分辨德彪西的《大海》《牧神午后》，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春之祭》，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以及父亲罗忠容的《暗香》。

此外，你看一看他的即兴画，有些多么古怪的名称：《圆明园的石头》《巴塞罗那》《意大利城堡》《康定斯基》……

在他的心中，音乐和色彩是可以当下翻译的语言，几乎像直接的对话思维一样。

那天早上起床，他看见他的卧房空荡荡的——挂在墙上的画都搬出去办画展了——他流泪了，说：“好妈妈，我好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