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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被问题审视的记忆（第2页）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那我受的苦呢？”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例如这三句问答之间似乎没有联系，因为它们自身都在转换中。第一句是对“父辈受苦……”这样一个直陈事实的直接追问，第二句突出的是下辈的受苦，而第三句则把苦难变成了财富。那么父辈的苦难就成了可以继承的“遗产”，谁知道子女会更富有呢。这里最基本的事实是：苦难和痛苦就是苦难和痛苦，它是已经承担的或还将承担的。

而我的苦难和痛苦是我的财富，却必须有另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必须有转换苦难和痛苦的能力，否则苦难和痛苦就只是消逝着的、磨损着的苦难和痛苦。只有自己承受了苦难和痛苦，并且还有将苦难和痛苦转换成财富的能力和自信的人，才会不假思索地惊叹你的苦难和痛苦，像惊叹你的财富—前提的前提是“相似性”成为理解的前置。想起中学时代人们常用来开玩笑的“同类项”这个词隐含的默契，想起能受苦而不诉苦的牛虻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那位睡在铁钉上为着检验自己意志的拉赫美托夫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特殊影响。我努力想记起，在那个寒冷的早春交谈的沉重氛围中，我是否曾有一刻想轻松地笑一笑，像碰见一个中学时代的年轻伙伴，来不及多说，也自然会用一个会心的笑打一个招呼。

但这仍然是一个还需要检验的事实，仅仅理解都远远不够。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将苦难和痛苦转换成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至今只是一个愿望而已，尤其是就思想财富而言。

有时候不理解也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如果这不理解是为了一种区分的理解，或者这不理解是为了找到一种理解的可能。那么我怎么能轻率地忘记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那个纯然邂逅的交谈，忘记那个直面我的女孩子。一天我偶尔地想起那晚的一个旁听者，同时也是我那晚新结识的朋友，十几年后我们竟先后来到天涯海角，在一段时间成为近邻。正好他挂电话问我一件事，我问他，他一时对那晚的谈话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他我记忆中的谈话内容，他才回忆起来并惊异我的记忆。其实天知道我丢失了多少记忆，而那个邂逅的交谈，却因为直抵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因为为了理解的质询甚至责难，而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成为一个亲切的、警醒的回忆。

很多年来，我一直反省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痛苦，不论是直接经历还是间接经历，直到试图对苦难和痛苦作出相关性的区分。而现在，我必须直接回到我的经历中，回到使我有可能深入对苦难和痛苦作相关性区分的撕裂的伤口中。撕裂的事实之成为持久的事实意味着伤口的不可愈合。我已不可能再回避甚至一直回避下去。

我不能不面对1969年郧阳第一场大雪前后的日子，从那里进入一种追溯的可能……

我不知道我将在这个“回溯”的字眼下留下什么样的文字，同样，也许除了日常语言的现象描述我其实并无别的选择。重要的倒是如何真的做到既避免日常化又避免诗化，在“经验—思入—表达”的描述性中，走出诗人与思者之间的悬浮状态，即在二者的张力中走出自己的思路—走在中间。

我首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人的眼光”—那是我的经历留给我的最深的烙印之一。

“他人的眼光”或许可以作多种理解。

对于没有“自我”的我来说，他人的眼光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人的眼光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我的世界，例如他人的思想与表达就已是我的思想与表达。

“他人的眼光”对我成为一个问题，那多半是“他人的眼光”

与“自我”处在某种对立中，这可以从个人的经历中逐层剥离使它的意义浮现出来。

作为经验，他人的眼光几乎是一面魔镜。

有赞同的，有赞同中的欣赏，有欣赏中的目的与交换，有赞同中的乞求或背弃……因而这赞同常常成为陷阱，它是意志软弱者无可解脱的迷阵。它比单纯的反对可怕得多。

有怀疑的，尤其是冷静者的怀疑简直是虚无化的力量。

有审问的包括审问的各种变种形式，如果“怀疑”只是显示着正确的限度，那么“审问”，总是要你交代动机的不纯。它不仅造成志同道合者的分裂与背叛，连自我也常常在审问下动摇严守真诚与功利的两难。即便你能抗拒审问公然的污蔑，但你不能抗拒审问形式下人的尊严的脆弱与动机的暧昧。在这种审问形式中，你不难发觉作为审问前提的种种观念的虚伪与功利。然而真正的腐朽却在于，同样的这些观念正是被审问者的信条。就这样，在观念的内部自己诋毁着自己，结果常常是同归于尽。除非一方有足够的自欺本能。换句话说，他能把共同的理论甲胄武装到更高一筹的牙齿上。

还有世俗化或不如说平庸化的，那眼光仿佛永远在说：“不就是那么回事吗！”你坚持时这眼光的平庸或无聊或许成为反证，但你动摇或疲惫时，它却像蛀虫在悄悄地腐蚀，特别是你为之奋斗、战斗的对手与目的，包括真理、理想，在苦难的事实中像纸牌楼坍塌后。

……

所有这些“他人的眼光”，尽管形形色色不同，但有一点奇怪的相似，那就是它们都有捉摸不定的内核。如果它们是坚硬如一的，我可能很容易抗拒和反弹，但它们不，它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策略，它的坚硬是针对着你的坚硬下难免的阿基里斯踵—那就是自我难免的限度和软弱。因此，你要么坚挺不住而倒下，要么你只能正视自己的限度与软弱而准备着死而复活。坚不可摧的防线是没有的。

这种“他人眼光”的核心，其实是自我反省的对应。在这个意义上，“他人的眼光”是人无可逃避的魔镜，或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一样。

然而，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我有此认识与反省，“他人的眼光”仍然常常成为我的“囚笼”。作为前提，它又是同某种“驱逐”“入另册”的异端化相联系的，类似于“驱逐出教会”。或许更甚，“他人的眼光”本身就像卡夫卡描述的审判一样，而且是一个无限拖延着的但已定性了的终极判决，使你永远处在它的无形剥夺中。

事实上我知道终极判决并未以制度形式执行，而是定格在他人眼光的评判中，这无非是一种事实上或精神上的边缘化生活。换句话说，被社会正统意识、主流文化视为异端，而且自己也在他人的这种眼光中自确定为异端，并开始过边缘化的生活。

这是一个事实，不同的是为什么你特别严重地感受着它深深的压抑有如“囚笼”。

“囚笼”如果只是隐喻着精神压抑或意识形态限制，这本然就是正常的意料中事，问题是，即便有压抑感，但为什么这种压抑感转化为强迫症而造成过度失调。这里显然有太个人化的原因，例如对“中心—边缘”的形式对立的敏感，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自我中心的形式意识（即无意识），这种敏感才沉积为被迫心理症。

这纯粹是可从字面分析而引申出的理解。再引申，自我中心的形式要求是“安全感”即私人空间的不可侵犯。如果是这样，就有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社会化的他律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是如何转化为要求私人空间的自由主义者的？这私人空间的自由主义，其积极方面是，它要求最低限度的不受他人支配或干扰的自由与自保，也就是说，他律的社会人变成自律的个体人。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消极的对立。积极的是我能否将此对立转换为某种既消解“他人的眼光”的前提，又在自我反省中建立共生的偶在机制。

如果我有此能力，我才真的可能—将经历中的苦难与痛苦转换成财富。

1998年5月初稿

1999年6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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