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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在文革中（第4页）

所谓北（北斗星学会）、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扬子江评论》），其实是鲁礼安在1968年间先后成立的三个二十来人的小组织，前两个没几天就夭折了，《扬子江评论》的时间稍长一点，大约半年左右。鲁氏的文笔洋洋洒洒，《扬评》的观点激进犀利，甫一发表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在造反派们屡遭迫害时鲁氏总是一马当先为他们摇旗呐喊，但鲁氏那些被视为“极左思潮”的激进主张却并不被“钢新”两派所接受。鉴于“反复旧运动”的发动者多为省市革委会领导成员或党中央委员，需要足够的理由才好把这些革命功臣打下去，于是军头们抓住鲁氏宣扬“极左思潮”的辫子，把他这三个昙花一现的小团体说成是一个庞大的“反党乱军”地下组织，还特意和北京的“五一六”挂上钩，然后扣在武汉所有造反派的头上。这与周的意图至少是不谋而合，且得到支持曾刘方张的林的认可，也使毛无可如何。于是，在得到中央解决“北决扬”问题的“九二七指示”这把尚方宝剑后，曾刘方张便借助周积极推动的“一打三反运动”，掀起大抓“五一六、北决扬分子”的人民战争，把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儿们统统装进这个“反革命大杂烩”的袋子里。据“文革”后的披露，湖北武汉因“北决扬”一案而受迫害的达六十余万人，被抓被斗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

10月3日在全省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的动员大会上，曾思玉和刘丰发表了声色俱厉的讲话，《百舸争流》和“曹思欣”都被划入“北决扬”一类反动组织。哥哥很快被抓起来，不久就遭迫害致死。我们并不认识的一些人被当成“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嫌疑犯抓了起来。与此同时，武汉警备司令部开始四处搜捕“口号报”的作者“曹思欣”。

武汉发生的这些情况萌萌和我并不清楚。鄂西北三省交界的南化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山沟，在这里很难听到外面发生的事情。直到11月3日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专案组突然来到兴阳寺，我们才知道闯下大祸。

第五章

萌萌和我被分别押回武汉后，开始一周被临时关押在师院附中教工宿舍里。我和萌萌分别关在两个单元门栋里，但却是同一层楼而且相邻。专案组的这个疏忽使我们在严密看守下还能找到联络的机会。

萌萌首先发现了这一点。第三天晚饭时分，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立刻明白这是萌萌在用这种看守不能禁止的方式呼唤我，马上放下饭碗走到阳台上去，果然望见萌萌的身影。她把右手贴在胸口上，静静望着我，好一会才退回房间。

我和她关押的这两套房间是背靠背的！发现这点后我这个建筑工程师的儿子立刻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对厕所隔墙仔细观察起来。真得感谢那个年代房屋装修的简陋，我在厕所水箱背面的墙壁上看到了一根通向隔壁厕所的水管，在水管与墙洞之间，居然留有一圈缝隙。

第二天一早上厕所时，我向缝隙里塞进了第一张折叠得细细的纸条：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张纸条即使被发现，传递毛主席诗词也不能算是什么罪行。

晚饭后我走上阳台，终于等到萌萌出现，我做出手指敲打墙壁状，然后迅速走进厕所。等了很久，听到隔壁有响动，我咳嗽了几声，随即听到萌萌的回应，我在那根贯穿墙壁的水管上轻轻敲打了三下，一阵寂静之后，听到水管那一头也传来了敲打声。我立即将准备好的铅笔插入水管缝隙中来回抽动，等我再把手指伸进缝隙，那张纸条果然被取走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起身走进厕所，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把食指伸进缝隙，什么也没有摸到。挨到中饭过后，我再次走进厕所，再次用食指在缝隙里探索，终于摸到了一张同样折叠得细细的纸条！

我屏住呼吸打开纸条，果然是那熟悉的字迹：

不管我到哪里，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我反复看着纸条，心潮起伏，然后把它撕碎冲进厕所。

那可真是个宝贝缝隙。我们借助这个秘密通道每天传递纸条。当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清楚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置，想不到有什么需要攻守同盟的，只能传递一些名人名言彼此鼓励：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这样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

无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飞虻！

我赞成牛虻的忠诚，和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不诉苦的人，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

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还将为欢乐而死。

让悲伤永远不要与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萌萌和我还约定了在不同条件下表达意思的办法，例如歌声和手势，这些办法以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在武师附中关押了大约一周之后，一辆中吉普把我和萌萌押解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押解车上萌萌和我相对而坐，身边各坐着两名一言不发的士兵。我们近在咫尺，四目相望却不能说话。萌萌眼里满是柔情，悄悄把拇指和食指连成圆形，这表示：我很好。

进到戒备森严的警备区司令部，情况为之一变。

我被带进一栋楼房，大门和楼道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进得一个偌大的房间，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军官。他照例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之后，命令我把书包打开。那个黄色军用书包里装有洗漱用具和几本马列的书，其中《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是萌萌当初塞给我的。我们那张大字报就是依据这两本书上的语句发挥而成。当我把这两本书放到桌面上时，那位军官一把抓过来，狠狠甩到地上，大声训斥：“你还想为自己狡辩吗！”我吃了一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时都是革命的圣经，在那个“无限崇拜”的年代，因为弄脏弄破毛主席画像和著作而被打成反革命挨斗挨批乃至判刑的事比比皆是。这位军官把马列著作扔到脚下，显然属于大不敬。我望望地下的书，又望望这位军官，一言不发。军官愣了一下，似有所悟，弯腰把书拾起放回桌上，随即叫士兵把我带走。

后来得知这位军官是一位营级政工干部，战士们都叫他刘教导员，是我们这个专案组的成员。他当然熟知我和萌萌写的那张大字报，所以看到我还带着预备为大毒草辩护的书籍，自然是怒火中烧；但这又是革命经典，不得不强压怒火重新拾起。

萌萌押进警司时的那一幕则是另一种情况。

讯问萌萌的是专案组的副组长，姓张，警备区政治部的一位处长，级别比刘教导员高，清秀沉静，看上去是个知识分子。当他看到萌萌也带了这两本书时，并没有发火；萌萌则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什么马克思讲的巴黎公社三原则，革命委员会其实并没有做到；什么恩格斯说的国家是个祸害，不只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体也包括无产阶级的国家政体；什么列宁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国家”，至多只需要“半国家”；而三代会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创造出来的新型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等等。这位张处长居然没有打断她。待到萌萌说完之后，他只说了一句：“你还挺能说的啊，按照规定你不能带上这些书，先放我这里吧。”

张处长后来的表现，显示他与那位只是在对待“圣物”的态度上陷入两难的刘教导员还不一样。一个被定为“反革命”的中学生，稚气而又执着地大段引用革命导师的理论，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对于一个真诚信奉革命真理的审讯者，不能不引起内心的触动。

萌萌开朗活泼的性格、毫无矫饰的率真，她那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大难临头时无所畏惧的勇气，构成了一种天使般的人格魅力。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无论是在戒备森严的警备区还是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这种魅力依然发射着光芒，穿透军装后面冷漠的心脏，感动那些尚未泯灭的良知。

1970年是“文革”最恐怖的年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有一百八十多万人被打成反革命，超过二十八万人遭到逮捕和判刑，数万人被处决。很多现在被称为“仰望星空的‘文革’思想者”，都是在这一年被捕被杀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遇罗克和张志新外，南京的“马列主义小组”查金华等人、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吴述森等三人、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徐关曾等十三人、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谢洪水等二十一人，以及北京的顾文选和沈元、河北的张坤豪、甘肃的毛应星、湖南的丁祖晓、新疆的忻元华……，都是在这一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我和萌萌能够侥幸逃过这一劫，应该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也许就包括遇上了这位良知尚存的张处长和萌萌的这种人格魅力。

从1969年11月初到1970年5月初，萌萌在警备司令部举办的“五不准学习班”里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

哥哥已死，涉嫌“百舸争流反革命案”和“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几十个人并案处理，按照上头的意思，似乎非打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不可。而且，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那两张口号报是出自十几岁娃娃之手。他们要萌萌交代组织联络图和行动计划，还逼她交出“脸上有皱纹、嘴边有胡子”的幕后指使人。

每次审讯时，专案组都要对萌萌宣读《敦促杜律明等投降书》：“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并且要萌萌朗读毛主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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