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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时间 苦难进步论与末世论克利本雅明新天使的现象学问题（第2页）

一个是天使的看：有神论信其有；无神论信其无，但可以把它转变为隐喻或借喻，即修辞性的，非存在性的。

显然，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看。奇怪的是，它们竟成为同一的看，那么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其中沟通着。

（二）

克利当然不可能直接看见历史成为那样的景象：漫长的历史累积着的废墟、尸骸堆上了天。

他能看见的是：雅典神庙的废墟、罗马斗兽场的废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尸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尸骸……克利与本雅明死于同一年：1940年；克利是6月29日，本雅明是9月26日。不同的是，本雅明是犹太人，死于自杀。

而要画《新天使》，仅有克利的眼睛能看见的上述种种“景象”是不够的，显然，还应有犹太教——基督教“末世论”的“观念”。只有看见的景象在“看的感觉”中激活潜藏的种种“灾难记忆”而被“末世论的观念”所统摄，同时还要纳入对进步论的反思，才能进入《新天使》的反向加强的特殊想象。所以，它是意向性关联域综合而同构的共生物。其实主要是在苦难体验的时间意识上的共生。

历史进步论给人带来乐观主义，但是，随着不断进步的却是不断扩大的欲望与灾难。这样一个经验上的反差如何理解呢？

如果我是这样一个冷峻的历史主义者：像歌德嘲讽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根源，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伤”；像马克思讥讽的，许多实际的大智大勇者，像牛一样把背对着人类的苦难，只关心自己的皮；或者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的，前进的历史车轮绝不姑息路边被碾碎的小草……那么，即便像克利、本雅明看见了同样的景象，也产生不出《新天使》般的“立意与取向”。

只有真正能“背负人类苦难”的人，并把人类的苦难当作“不能背叛的承诺”的人，才会把“苦难”建立为“意向性的质”，再由它来“综合而同构”此意向性的“关联域”。

于是，看来“末世论”是能够将“苦难”与“进步”统摄起来的一种视角。

“末世论”就时间而言，它是一个区间值，即在原罪放逐与救赎和解之间。它规定了罪、罚、救、解的过程。而惩罚与获救恰恰凝结在苦难与进步的同一中。而且，正因为苦难，进步才具有救赎与清算的性质，和解也在其中了。至于这个时间，是线性向前的（进步论），还是向后的（末世论），还是向“中心时间”回收与发放的（耶稣和解论），不过是“末世论”教义解释的差异性。基督教世界至今三者并行不悖。

问题是，没有“末世论”的中国人怎么办？我们如何直面苦难事实？靠“悲天悯人不忍之心”？可是它几乎已经从我们的技术化知识的中立结构中消除了。

或者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在现代性的机遇面前，除了个人的那点幸与不幸，早已没有苦难的位置了。如果说以前是“文字失重”，今天恐怕已变成“生活本身失重”——不是因为我们幸福了，而是因为我们愈来愈没有作为个人意向的因而仍然我属的整体命运的责任感了。

（三）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苦难是否不再是世界图像时代的本质真实？就像一个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没有苦难或苦难感一样？

我们能够比较“进步论”与“末世论”的是非优劣吗？它们谁更符合现象学方法？谁更能回到历史的真实？

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只与这方法规定的“事物本身”有关系，与生活世界的事物真实或历史真实并无必然的关系。那么，是否要像舍勒、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或别的人如施特劳斯那样，在载体置换中，从意识到存在到信仰到身体……重新建立起新的关联。

或者还不够。正如在上述问题面前，生产力决定论是不够的，意识现象学是不够的，存在哲学也是不够的，我们一个一个地尝试了，今天又进入了政治哲学的两大范畴——“古今之争”与“诸神之争”——的综合。后者显然超出了“现象学哲学史与现代艺术史”规定的主题。但它无疑是用一种新的问题的方式即置换问题的方式凝聚了犹太人或人类的苦难的生存背景：在犹太人或人类如此深重的苦难生存中，美好的生活是如何可能的？

我是想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所谓网络信息的时代，作为现象学的视觉是否要把“苦难”悬置起来？或者说，悬置不了，面对苦难是否要把“进步论”或“末世论”悬置起来？那么，现象学视觉中的“苦难”是什么？

我们曾经在“人性”与“阶级性”两端悬置一个突显另一个的轮回打转。就“文革”后的绘画而言，后来寻找的大都悬置两端而突显“纯图式”……以致今天人们希望用“现象学方法”鉴别或寻求艺术绘画的新形式。

以致人们有今天的问题：现象学方法的视觉真实是什么？

（四）

我没有拿“苦难”作为特权要求绘画给予特别关注的意思。我不过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如在《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释义》中注意到第九节：克利的绘画《新天使》被本雅明做了一个意义宽泛的解释，它宽泛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可以取出（塞入）某种现象学的解释。

当我这样做时，我才察觉上述种种问题不是我能轻易解决的。

借此机会，求教于现象学与艺术两方面的专门家。

2002年7月

附：

此节是“现象学与艺术”学术研讨会后的补充（2002年12月4日）。

我没有在会上发言，失去了求教于现象学与艺术两方面的专门家的机会。事实上，我的这篇文章的问题意向并不是人们当下关注的，它既不是学术难题，也不是时尚热点……甚至，我突然发觉，它纯然是个人的问题。苦难，竟然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就像宗教变成了“私人的事情”。真使我惊悚！

由此不得不再次特别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学术、知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与价值、与苦难无关的东西了？它当然不能用学术或知识的“进步”来解释。知识进步就其目的性而言，解救苦难不容推辞。那么知识中理应有对苦难的关怀。

或许，现象学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像克利和本雅明那样“看”苦难，尤其要看到这个地步，看到——苦难的意义是如何在意识的“意向性”中滑落的，是知识的中立性前置造成的，即意向性本身被知识化了，还是问题旨趣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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