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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第1页）

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1

史铁生早已从轮椅上站起来了；不是因为他的成名，而是因为他的文字。有些文字在成名之外已然自在地立着，用不着名声的聒噪。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可以平等地对“他”说话。

“他”，就是那个已“言成肉身”的“史铁生”。

2

我不记得我是利用哪一个开会的间隙读的《我与地坛》，有一纸片上随手记下的印象作证：

（1）读到母亲的话“出去活动活动……我说这挺好”，我已忍不住……这个情节是残忍的，躲着让母亲去满园子地找，以为这是男孩子的倔强与羞涩。我看不，这是怨怼和惩罚，惩罚母亲，把自己的残缺作为根椐。（2）差别和苦难。上帝在哪里，差别是一事实，为什么要向价值的失落、苦难转化？（3）地坛，空旷，在空旷下接受谁也不知来自何处的审视，以便自己可以用来逃避自己，或在逃避中找到自己。（4）地坛中的常客：弱智和哥哥。长跑者。捕鸟者。还有那穿行的中年女人。（5）在空旷中反省的限度。没有诅咒，没有追问，没有忏悔。委曲的陈述中仍然是一个中国文人。（6）“人质”，死，活，写作。直接的承受者：截瘫。间接的承担者：母亲。谁更接近拯救？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3

我喜欢史铁生的文字，《我与地坛》更是一篇代表作：沉而不滞，伤而不滥，有入思的足迹，不乏隽永的力度。特别是，爬出躯壳的灵魂还舔着心的切口，那无力扯断的撕扣牵连着沉重的肉身……“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

我记得读时都在发抖，为什么写下的没有“赞词”？

4

韩少功说，1991年沉寂的文坛，有一篇《我与地坛》就够了。这话不假，一个时期、一个年份的标高之作，只有那么一两篇的。能有一篇，不也足够了吗？

没有，才叫荒芜与寥落。

我们的心都长毛了，

谁在意过？

5

“两战”后，托马斯·曼发现，没有人是健全的，这个世界从肉体到心灵都残缺了。

阿多诺甚至问：奥茨维辛之后，人还有存活的意义吗？

历来重诗教的中国人，即使经历了再多的苦难、再重的伤残，大概也不会有人像托马斯·曼、阿多诺那样反省吧。

……

然而，《我与地坛》发问了：

从一个人的残缺问到人生的残缺。

6

“截瘫，轮椅”，已成世界性的事实。

“弱智”，也是。

为什么是？

因为一下世界有了可读的文本。

……

“我”出场了。偏离常轨的单子，到常规外去看看。

“地坛”，无可逃避的最后空间，像是生活坐标系的零点。人家有“魔山”，我有“荒园”，可以静静地舔伤，可以听命运的最后审判，在“心与坟墓”之间——“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

“母亲”……（我已经不能再读这段文字，甚至不敢走近它，我只有回头远去，虽然我知道她仍然站在原地，眼光却总在我的身后。）

生老病死只能是个人的行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唯其如此，“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除了感同身受，还要不能诉说、不能责怪、不能推诿、不能宣泄、不能发疯地承担，因为母亲在儿子面前的死只有一次，儿子从不把母亲的死当作自己的死。相反，儿子若在母亲面前死，母亲就不得不死两次，谁叫母亲拥有子宫而成为儿子生命的孕育者呢？上帝不就是这样惩罚女人做母亲的吗？

所以，母亲从来都是给予，世界上没有剥夺生命的母亲，还有谁敢窃母亲之名。

如果生命不幸，母亲自然成了（坦露出）原罪或原罪的承担者。它本义包含着母亲的自责和儿子的指责这双重根据。只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自我承担，才能分担母亲的原罪。换句话说，自我意识或自我承担是一种平等的罪责感。它是既不欠负也不偿还的。有这样的儿子，有这样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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