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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在文革中（第3页）

国家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语）。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从这个祸害中产生出来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不得不像巴黎公社一样，立即去掉这个祸害最坏的一面（恩格斯语），并对它实行革命地改造。

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要牢记列宁的伟大教导，消灭寄生虫——国家。但是不能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要求在一天之内消灭国家。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逐步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有能力把全部国家机器这一废物最后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恩格斯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以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实际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学说问题。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第一次大革命，总结了群众运动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反复旧运动是一场在不成熟的条件下由不成熟的人们进行的不成熟的革命。这次革命并没有获得彻底的敌人和自觉的自己。但是英勇战斗的劳动群众在运动中表现出了决心冲天的革命精神和极其可贵的历史主动性。

反复旧运动先验式地预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第二次政治大革命，预示了第二次政治大革命进一步改革国家机构的历史任务。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的胜利成果，是对旧的国家机器实行革命改造的现实产物，是这次革命所能获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也是向新的更加成熟的政权形式过渡的必经阶段。它应该而且可以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巩固和加强。

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即三代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最高产物，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型代表机关。它是革命委员会联系人民群众的天然桥梁。

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是以三代会为直接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给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权力监督革委会。

十七年的国家机关，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置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使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长期隐藏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中。“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而“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泽东语）。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义务监督革委会。

革委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难免有一些错误的。革委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是由旧形式脱胎而来的，它不免带有旧的残余。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责任监督革委会。

将革命委员会置于直接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之下，是反复旧运动的应该目的，也是我们的最低要求。革委会在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之下，行使权力，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重要表现，是“一元化领导”的必要内容，是现阶段的群众专政。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对革委会实行必要的正确的监督，是巩固和加强革委会并使之更加联系人民群众的切实步骤，是巴黎公社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也是这一次反复旧运动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果。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监督革委会，将有效地推动革委会自身的改革。它将进一步清扫蒙在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机构上的污垢，进一步铲除国家机构中滋生走资派蛆虫的官僚主义垃圾。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监督革委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改革国家机关的伟大尝试，它将在运动中越过自身继续前进，为下一次更加彻底地改造国家机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崭新形式而准备必要的历史前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将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完整性和彻底革命性，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解放全人类的最高历史使命。

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

曹思欣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应是国家的主人，而应当是社会的公仆。所谓社会就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

十七年来的国家机关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在很多情形下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盛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是做群众的公仆，而是做群众的主人，结果产生了很多的走资派。

我们不仅要打倒走资派，而且要消除产生走资派的条件，不断改革国家机构，并逐步从组织上保证群众的监督，使国家机构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当前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革委会是改革了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革委会不同于过去国家机关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比过去的国家机关接近了群众，联系了群众。这一方面表现在革委会里有群众代表，另一方面表现在革委会依靠群众并接受群众的直接监督。失去了这个特点就失去了作为革委会的革委会，就失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旧干部不经群众通过就进入革委会，群众代表不经群众通过就扒下来。比较接近群众的，更能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基层革委会被“更新”靠边。这一切都说明革命委员会有回到过去旧的国家机构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广大群众都来监督它，是避免这种危险的有效措施。

不能认为群众代表重新进入革委会，比较接近群众能更好地代表群众利益的基层革委会恢复权力，以及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反复旧”运动中的一些正确要求，问题就解决了。不把革委会置于广大群众正确的监督之下，革委会就仍然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人民群众在“反复旧”中提出的各种正确要求，即使现在得到了，将来仍然有可能失去。

在现阶段，人民群众监督革委会，应该通过它的代表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来实行。因而，人民群众必须要求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完全代表自己，彻底依靠自己，自始至终不脱离自己。

取消工代会领导人员的一切特权。他们必须完全从工人群众中产生，可以由工人群众随时罢免，并且在平时以所在基层工代会普通成员身份参加活动。这是第一条。

取消工代会领导人员一切经济特权。他们的工资和普通工人一样，取消各种额外补贴。在平时，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是第二条。

尽量简化工代会的工作职能，坚决反对繁琐哲学，废除一切不必要的秩序，使工代会的工作每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工人都能胜任。这是第三条。

革委会在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下行使权力，就能保证革委会不变质。（即不被更新）不丧权和少犯错误，就能够实现人民群众在“反复旧”运动中的各种正确要求。工代会监督革委会，这才应当是“反复旧”运动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是能够做到的。

连续几天，水塔墙下和中山大道上站满了看这两张大字报的人群，黑压压一片。我和萌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紧张而兴奋。听到人们在议论这个曹思欣是什么什么人，我们感到又好笑又得意。但是，这两篇后来被称为“曹思欣口号报”的东西对“反复旧运动”并没有产生起死回生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也只满足于表明自己的观点。6月底我们返回了郧县。

收工之后，在兴阳寺昏暗的油灯下，萌萌和我边读书边讨论，共同撰写了一篇名为《一九六九年的武汉四月革命》的文章。我们本来想对“反复旧运动”做一番理论清理，实际上却写成了我们自己对“文革”和中国社会的一些认识。

这篇文章试图说明，作为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在中国取得胜利，但是它必将而且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在取得政权胜利后力挽狂澜，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伟大尝试和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目标是：在政权领域实现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在经济基础领域实现工农商全面普遍的国家所有制（公社制就是农业中的国有制）。这个目标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是历史的局限。现在这三个目标已经基本达到，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恩格斯说，历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后，胜利的人们通常会发生分裂：大部分人满足于既有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要求继续前进。他们提出一些臆想的或至少是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口号，因而不免遭到失败，使稳健派重新占得上风。于是失败的少数便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原因归咎于偶然。实则情况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所获得的成果只有经由第二次激进派的失败才能获得巩固。当这点一经达到，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得到实现，激进派及其代表便又退出历史舞台。“反复旧运动”中造反派的情形正是如此。没有“反复旧运动”和它的失败，革委会不可能在历史给定的位置上巩固下来。现在三个领域的集权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并将发挥它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这些体制中都包含有矛盾乃至对立的成分：集权与民主；个人崇拜与思想解放；经济制度一大二公与小农生产分散落后。马克思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中国社会的这些矛盾对立的力量之间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社会生产力之间，将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和日益尖锐的斗争。这将是一个充满亦此亦彼、顾此失彼、此消彼长最后由此达彼的过程，是中国式的卡夫丁峡谷，称之为“勉强的时代”更为确切。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率先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中国现阶段也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东西方人民处于不同的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却都面临同样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必要的条件。社会生产力总是要发展的，并且总会在一切领域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将能够走出“勉强的时代”，迎来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这篇文章后来也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搜走了。它不同于那两张公开张贴的大字报，写得更直白一些，被专案组当作给我们定罪的重要依据。

就在萌萌和我写《一九六九年的武汉四月革命》的时候，这场革命的结局已经来临。

武汉“反复旧运动”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刚刚形成的时候把矛头指向红色政权革委会，而且正值“九大”召开期间，显然犯了毛的大忌；但对武汉造反派毛并不想一棍子打死，这毕竟是他牵制林掌控的武汉军区的一支力量。“五二七指示”表明他对造反派手下留情，对军头们也有所批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所希望的那样。曾刘首长对武汉造反派已经不能容忍，处心积虑给他们罗织罪名；造反派头头儿也不听招呼，满怀委屈和希望，力图挽回得而复失的权力和地位。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而此时周微妙地站到了林的一边，康生和陈伯达也诡异地参与其间，毛身边的这三股力量在武汉“反复旧问题”上似乎结成了临时同盟。毛权衡取舍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武汉造反派的最终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给武汉造反派罗织的罪名，是他们参加了“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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