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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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已经出了十多部诗集。他现在在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善良温厚，有点发福，口里镶着几颗金牙，不论是语言声调、动作、形体，与我在新疆常常接触的维吾尔女人无异。

同桌就餐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说：“我是为了看一看中国人才来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我很好奇。”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人都是一些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导演黄蜀芹同志和苏方工作人员嘎丽娜也都在座。嘎丽娜即席发表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嘎丽娜说：“这次本来是委派另一位年轻同志来担任中国代表团的联络翻译工作的，后来因为他家里有人生病，临时换了我。开始时我有顾虑，我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和中国人打交道会是容易的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这一工作。经过几天相处，我感到中国代表团是最有文化、懂礼貌、守时刻、守纪律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精通俄语，而他们的团长又会乌兹别克语，需要我做的事很少。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旁边的翻译联络人员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感谢嘎丽娜的热情友好的话。

5月31日

上午在艺术宫看伏龙芝制片厂拍摄的《　狼穴　》，宽银幕，上下集，描写一个犯罪集团的覆灭和一个失足者的得以挽救。导演叫做谢米施·巴洛德，他曾经导演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原著的《　白轮船　》。谢米施·巴洛德的妻子阿衣吐尔安在《　狼穴　》这部影片里饰演女主角。她是维吾尔族母亲、吉尔吉斯族父亲的混血儿，出生于我国新疆伊宁市。这样，我们至少是半个老乡了。

电影放映时，坐在我左侧的是阿衣吐尔安的母亲和她的女友。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曾回过中国，在新疆探亲后还到苏州、杭州等地旅游，她的中国之行是非常愉快的。

《　狼穴　》放映中，阿衣吐尔安坐在我右侧，一字不落地把影片的全部俄语对白译成了维吾尔语，使我对影片有了很好的理解，其情可感。

下午放映《　青春万岁　》。马立克·克尤莫夫陪同中国电影代表团上台与观众见面，接受了献花。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的会意的笑声。演出后，掌声很热烈。

晚上看了一部古巴喜剧片《　鸟要飞　》，轻松愉快，粉饰太平，不乏小噱头。

夜十一点去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参加该厂的招待会。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葡萄架，周围是自来水喷雾器。塔什干这些日子本已是干热异常的，但是在这葡萄架下马上觉到了潮润清爽，似是到了一个清凉世界。

招待会上吃了富有中亚风味的串烤羊肉。烤羊肉的又香又辣令人馋涎欲滴的青烟在天空袅袅上升。来宾们对串烤羊肉十分感兴趣，有时服务员刚把盛着烤羊肉的盘子端到半路上，就被周围的客人截去，有几个“边远”桌子上的客人，竟未能吃上如此美味。

有三个乌兹别克女演员，身着长裙，肩披长发，哑声歌唱，电吉他伴奏，她们的动作是百老汇式的。然后人们纷纷起舞——迪斯科（　香港译作“的士高”　）。这使我想起了旅美时的一些场面。“的士高”确是突破了东西方之间屏障，风靡于全球，这倒也有趣。

6月1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中国电影代表团依例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很踊跃也很礼貌。他们问《　青春万岁　》影片中反映中苏人民的友好的一些场面是否小说原有的，我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问中国的电影生产情况。他们还问对塔什干电影节的口号的看法。我回答说，电影节活动有助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交流，能够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至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却也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记者们还询问了在中国放映外国电影的情况和我们参加这次电影节的感想，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按照电影节的安排，每个代表团在其主要影片放映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有十五分钟时间。但电影节新闻中心的组织工作人员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受时间限制，结果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后，我与黄蜀芹分别接受了科威特驻苏记者与苏联《　电影画报　》的个别采访。

后来苏联《　消息报　》以显著版面发表了我们的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谈到电影生产情况时，《　消息报　》说，中国是一个“电影大国”。

之后，我们分别与电影节主席阿卜都拉耶夫与全苏电影委员会副主任会见。阿卜都拉耶夫用乌兹别克语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参加电影节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我回答说：“当然，这正是我的工作。我回国后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报道我们的访苏之行。”我还说：“我们比赛吧，看谁能更快更多更好地报道对方的情况。”主客听了都笑了。

下午去电影市场巡礼式地看了塔吉克、秘鲁、列宁格勒等地出产的几部电影。其中苏联电影《　安娜·巴甫洛娃　》是描写芭蕾舞《　天鹅之死　》问世经过的。

苏联电影看多了似略嫌沉闷，节奏慢，教育性比较“露”，似乎也有某种套子。但他们拍片子很注意画面美，表明导演与摄影都极认真，可称一丝不苟。

晚上没去看电影，饭后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到宾馆对面的街头公园散步。

6月2日

上午出席发奖会。本来塔什干电影节是不设奖的，但是仍由苏联及乌兹别克的一些文化社会团体给参加电影节的部分影片发纪念奖。《　青春万岁　》是由乌兹别克读书爱好者协会授的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瓶、一个奖状、一部影印的纳瓦依诗集。我不知道他们发这个奖之前是否“研究”过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的情况，反正纳瓦依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去年我发表的系列小说《　在伊犁　》的第一篇《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以及今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鹰谷　》里，就写了好几行有关纳瓦依的事情。

下午到塔什干旧城与自由市场参观。相对来说，旧城尘土飞扬，不无破破烂烂之感。但自由市场的售物者们，都对我们十分友好。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一位妇女还挑选了一些腌制得极佳的酸黄瓜赠送给我们。

下午五点，举行电影节闭幕式。先让各国代表团团长坐到了主席台的两侧，然后等待苏方“首长”入席，一直等得早已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莫斯科来的著名老导演格拉西莫夫本来坐在后排，被动员到前排坐到首长席去。刚坐下，又被叫到侧幕，原来是要和其他首长一起在大幕拉开后再气宇轩昂地入席。最后，超出预定时间十四分钟才宣布开会。

晚上在乌兹别克的部长会议大厦由该加盟共和国政府举行招待会。同桌有两位黑人女士，一个是塞内加尔的女部长，一个是肯尼亚的电影制片人。同桌的还有个子高高的伊拉克影片《　大问题　》的导演。大家交谈甚欢。

助兴的节目中有一个舞蹈，主要突出表现演员腹部的灵活运动。在一部埃及电影里的宫廷生活画面上我似乎看到过这种舞蹈。来宾中有几个热情者自动下场为之伴舞，引起一片欢笑。

6月3日

凌晨三点半响起了催起床的电话铃声。往常，这时候才刚刚睡下呢。

别了，电影节！别了，塔什干！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热烈的、美好的、却也是有几分大轰大嗡甚至是呆板的。你的人民和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我祝你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四点钟从宾馆出发，睡眼惺忪地到了机场。六点起飞，三个小时后，当地时间七点到达了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同机去第比利斯访问的还有美国墨西哥人制片团体的三个人与利比里亚的新闻部长、作家协会主席穆德先生。陪同去的是英语翻译、《　苏维埃穆斯林　》杂志的编辑娜塔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人们叫她娜塔莎。

抵达第比利斯的时候，格鲁吉亚电影艺术委员会的一位副部长前来机场迎接（　苏联的电影艺术委员会是政府的一个部，与文化部等部门平行　），然后驱车到库拉河畔的艾维丽亚旅舍。旅舍门口是一个大喷水池，方形喷水池后面是格鲁吉亚的“红场”——举行集会检阅的地方，检阅台后面是一剧院。

早饭后稍事休息，在房间里欣赏了山城第比利斯的景色，红房绿树，古寺（　教堂　）新楼，还有许多既富民族特点又有现代感的壁画，很有特色。

十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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