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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第3页）

—《重读〈圣经〉》

绿原的诗不像阿垅的《无题》《去国》是诗中诗，他在诗中感受、提问、思考，承担着七月诗派中诗人哲学家的责任。

如果说绿原的诗的风格是凄厉，那么艾青的则是明朗和忧郁。这位影响整个“七月派”形成的诗人，更具有七月诗派的代表性。他的忧郁中透着明朗和明亮的底色的风格，更直接地表达了执着的爱、希望和信念：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爱这土地》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现在他开始了，

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吹号者》

如果说，阿垅的《无题》《去国》，绿原的《伽利略在真理面前》，有一种预言式的罪的抗辩；那么，艾青的《吹号者》却直陈着一个黎明的召唤者、大地苏醒的欢呼者、向胜利冲锋的传令者……在太阳升起时，在胜利到来时“被一颗旋转过他的心胸的子弹打中了！他寂然地倒下去……然而，他的手却依然紧紧地握着那号角……”艾青写得这样明朗，我们读着它像读着一个寓言、一个隐喻、一个象征的后来人，却不敢用止不住的泪水去亵渎他—这些为光明、解放、自由而死的人！

那中间，不也有“七月派”自己么！

显然，“七月派”诗人所展示的绝非是标识流派的一种风格；恰恰相反，它们是多样性的，如艾青的忧郁、阿垅的悲怆、绿原的凄厉……这里当然只是以这三位诗人作一种举例的说明或描述，“七月派”的所有的杰出诗人，如邹荻帆、鲁藜、冀汸、牛汉、彭燕郊、曾卓等，以及在这里没有一一列举出名字的，他们的优秀诗作都无疑有着风格的多样性。只因这多样性植根于真实的个体，植根于个人独特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不简单地作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不随波逐流于主流话语，他们才被人们称作“七月派”。

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对个体自由的伸张，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阿垅和绿原不约而同地对罪的预感和抗辩的诗，都本能地隐喻着对自己命运的预测和申辩。

其实，它是象征着中国的有独立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长时期没有摆脱的厄运。在这个意义上，“七月派”诗人的受难，不仅是为诗而受难，也是为中国知识分子而受难；不仅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受难，也是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区别于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的，追求着自由、尊严的理想而受难。

就理想而言，有个人的理想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理想又分为为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由此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理想和为着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理想；前者可以称之为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后者则可称之为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

个人的理想与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或许是可以融合起来的。

假设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是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本位的，则理想归根结底就只有一种了。但这只是假设而已。实际上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与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有着根本的差异，正如孙中山所说：“给国家自由，万万不能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中国的民情导致了中国的国情，故二者互为因果，至今不能解环。这种理想在封建社会叫“大同”，在现代社会叫“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以自身为目的，它实际上非把个人当作工具不可。“驯服工具”“铺路石子”“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理所当然地成了个人无权选择的位置。

胡风在诗论上本能地反对主流文艺理论在读者和作家头上“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其实是就五个方面的问题以理服人地阐明了自己的意见。这五个方面的前三条更重要，而其中第一、三两条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即“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思想改造好了的标准则是“非得首先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这就意味着将个人的个性、气质、思想特征、感情方式，里里外外彻底意识形态化，化成驯服工具和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永不生锈就是永不改变的忠心如一。当然，现在已用不着我们对这两点再作任何判断了；事实是最好的判断。谁能够想到呢，这个曾经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今已不攻自破到不言而喻的地步。道理是如此简单：人不是螺丝钉。

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胡风一直抗争地伸张“主观战斗精神”。他不单纯是主张这样一种文艺创作理论或诗论，即强调诗人或作家的创作不应是对生活、现实的被动式的反映、客观式的再现或录像式的复制，而应是主观地突入、拥抱、肉搏，相生相克地进入情景交融的境界，才能有诗；胡风其实是把他人生的体验也融铸到“主观战斗精神”中去了。至少在三四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它的积极方面包含着上下两层意义：同任何窒息个人的统治势力作解放的抗争，同时也对中国长期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国民精神奴役的创伤作救治的抗争。这无疑是鲁迅精神的延伸。

如果胡风能意识到抗争者自身的有限性，而不是像尼釆的“超人”那样把自身凌驾于抗争的诸对象之上作为一切重估的尺度，那么应该说，它正是针对着中国上上下下的病极之所在的。因而一旦这个假设句假设的前提能够成立，“主观战斗精神”将不啻既是“七月派”诗论的精髓，也是人生自我救治的一种可能的良方。问题在于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要命的问题上，胡风同样没有能逃脱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当然是一个不能用假设的方式一笔掩盖掉的问题，只是这里限于篇幅不便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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